【文/专栏作者 潘攻愚】。引子　飞机上的疑问。要不要恢复和苏联的关系。李顿调查团就是这笔押注换来的东西。中方派顾维钧，日方派吉田伊三郎，作为参与员随团。东北对英国来说是件麻烦，但算不上头等大事。十月初，南京向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意、西六国发出照会，恳请各国派人去东北实地观察。由此可见，只要赢得信任、别对他们发号施令，“引导和帮助这些人是多么容易”。人情递过去，蓝普森的回答始终是情报不足，无法表态。英国怕被日本当成出头鸟，美国说只要国联会员国先派了它就跟进，林德利还发现，法国驻东京使馆的官员明显偏向日本。这次会议之后，内阁再次正式讨论东北问题，要等到11月10日，中间隔了七个星期。1931年11月21日，在理事会公开会议上正式提出派遣调查团的，是日本代表芳泽谦吉。这批私人文件在英国李顿故居存放了七十年，才被国内高校学者整理出来。它带回来一份措辞体面的报告书，也带回来很多当时的中国人没来得及细看的东西。共产党的问题该怎么处理。哪里是开始，哪里是结束。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一句话就拿住了英国。今天读到这一段，心里难免一沉。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私下估计，调查要花上大约一年。如果日本承认“满洲国”，中国要不要跟日本断交。弱国外交的姿态，从第一天就定了下来。排在第四项的议程。日军进犯热河，打还是不打。蓝普森后来对南京方面说得很直白，英国“没有理由成为其他人的避雷针”。蓝普森召集各国公使商量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中国人正试图诱导我们去做国联理事会已经拒绝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李顿在日记里写道，能对这些问题贡献一点意见，他感到受宠若惊。这是一个英国青年在上海被中国军警拘押后失踪的案子。一个刚刚丢了东三省的国家，抵不抵抗、跟谁结盟，要去问一位外国访客。而这位访客的第一感受，是中国人很好引导。第二天上午，英国内阁开会，一共十项议题。日本从坚决反对第三方介入，到主动要求国联派人，是因为它算清楚了这笔账。各国公使最后的共识很微妙。人可以派，但要谨慎，避免任何形式的正式调查团。临走前，顾维钧特意提了一句，眼下正是南京政府迅速了结索伯恩案的好时机。12月10日，理事会通过决议。一年时间，足够关东军把生米煮成熟饭。中国求了三个月的调查团，终于在日本的提议下成立了。南京其实很清楚要去求谁。1932年3月，调查团访问日本，会见日本外务省。更关键的是，谁都不愿意带头。这个排序，基本决定了此后一年中国能从国联得到什么。他在中国待了将近半年，报告书的最后一页刚刚签完字。调查团先去了东京，3月14日才抵达上海，距离九一八已经过去将近半年。接下来的时间表是这样的。各方都满意，因为它首先解决的是列强自己的难题。调查团由五人组成，英国的李顿任团长，另有美国的麦考易、法国的克劳德、意大利的马克迪和德国的希尼。“中日在满洲的行动”排在第四，前面三项分别是禁止购买外汇、财政状况和食物供应。我正俯瞰的这个国家，我们真正了解多少。英国代表塞西尔则松了一口气，他在给外交大臣西蒙的信里说，调查团一旦成立他就放心了，否则中国人随时可能跟日本进入战争状态，要求援引盟约第十六条实施制裁，那会让英国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。他接着感慨，中国的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向他咨询国家大政，而半年以前，这两个人根本没听说过他。最后的转折颇有讽刺意味。1931年9月21日，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递交申请书，援引盟约第十一条，要求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。9月19日，事变爆发第二天，顾维钧奉张学良之命去见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，试探英国是否愿意出面。伯爵名叫李顿（Victor Lytton， The Earl of Lytton），国联调查团团长。飞机越过华北平原，他望着舷窗外无边无际的田地和村落，在日记里写下一串问题。1932年1月初，日军占领锦州。3月1日，“满洲国”宣布成立。这个国家的人民，对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又了解多少。两位部长问得很具体。他告诉英国大使，如果记者知道观察员是英国提议的，东京的报纸会用头条攻击英国。伦敦随即忙着解释，提议是法国人先说的。九一八之后的整整一年，南京几乎把全部外交筹码押在了日内瓦。求人帮忙之前，先递上一份人情。蓝普森心领神会，说南京要是现在还不赶紧解决，那就太蠢了。同一天，伦敦宣布放弃金本位，英镑贬值。当天到了上海，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登门拜访。1月28日，淞沪战火燃起。1932年9月4日，一架属于张学良的飞机从北平起飞，载着一位英国伯爵南下上海。